主讲人简介

王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王宁教授著述甚丰，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领域研究精深，出版英文专著两部，中文专著十多部，论文四百多篇，其中英文论文余篇，收录SSCI和AHCI数据库论文近篇。

编者按：5月9日上午，应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邀请，长江学者、上海交通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教授，在南大鼓楼校区艺术学院学术报告厅，为南大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全球化时代影视传媒的功能》的精彩讲座。王宁教授首先回顾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其特征，指出近二十年来，全球化事实上作为一个契机，助推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化。随后，王宁教授从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四个方面概括了全球化内涵，并分别对这四个术语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在讲座的第三部分，王宁教授围绕全球化与传媒的密切关系，剖析了在商业化和网络化两股力量的冲击之下，中国电影、电视行业所面临的多重挑战。最后，王宁教授指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如何回应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同质化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代的文化研究学者重要的课题。讲座由艺术学院院长何成洲教授主持并做总结发言。讲座历时2小时，内容丰富，讲解生动，引发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提问。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新成立的艺术学院来演讲。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从事世界主义、世界文学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其中也涉及影视和传媒研究。全球化问题研究不仅包括了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包含有文化艺术和传媒的内容。因此我把这次讲座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与传媒、全球化时代的影视传媒与网络文化的功能。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其特征。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当前确实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离开了全球化也就几乎无法生存。这一点，美国的日本裔学者和思想家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曾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事实上，美国也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只不过近年来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发现，全球化成就了中国，使得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政治大国的地位也得以确立，所以美国便开始反对全球化，要限制中国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应当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全球化进程中领军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在今后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领军地位是越来越明显的。

　　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我们人文学科来说，它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渗入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趋同现象。很多人认为西方化就是一种美国化，并从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文化不能进入全球化的进程，如果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文化就会被吞没掉。当时我在国内最早使用“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但是我却反唇相讥：“为什么中国不能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呢？”有些学者则说：“那是很难的。中国文化处于弱势，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搞文化全球化就等于是埋葬中国文化”。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中国文化不但没有被同化掉，反而地位越来越高。今天我们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人文学科普遍处于萎缩的状态，但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此我告诉我的西方同行：“在当今中国，国家财政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每年都有所增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力度每年也在增加，高等院校的经费更是在逐步增加。”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确实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那么人们也许会问，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辩证地看来，它确实加剧了南北差异。根据全球化的法则，80%的人要服务于全球化，只有20%的人直接受益于全球化。所以，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抵制全球化的进程就是抵制美国的霸全。但近几年来，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危机状况使得全球格局有所改变，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初始看法也有所改变——也即并非只是西方国家受益，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一些金砖国家也开始在全球格局中崭露头角。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使得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我本人近年来的研究中，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到年，中国被动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主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入世是弊大于利，是在一个被动的情况下加入的。但是事实证明这是短视得看法。到了年到年这段时间，主要是中国适应全球化的阶段。具体体现在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进行重组之后再度焕发生机，中国经济进而腾飞。在这个阶段，北京奥运会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胜利；年的上海世博会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上的成功。显然长三角地区是明确受益于全球化的。到了年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已开始逐步扮演一个领军者的角色，中国迅速地以一个“东方大国”的身份屹立在世界。

王宁教授在演讲中

　　用当代术语对全球化进行描述，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观念相互重叠互补，因此它们在广义上指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但这四个观念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有时这些观念甚至含义差别很大。因此在这些观念中选择其侧重点，对我们了解和实践全球化的理念是极其重要的。在这四个定义中，国际化主要指跨越国界的，常用于描述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贸易上的往来，带有跨国的性质。自由化也即经济上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运作，面向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国际市场。普遍化常被文化研究学者所使用。普遍化的观念经常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本质上和文化上倾向于同质的世界。”这种论述经常把全球化描述为西方化、美国化和麦当劳化。星球化则指涉信息的传播和文化的安全问题，例如电话和英特网使横穿星球的通讯成为可能；气候变化也包含了横穿星球的生态联系；美元和欧元成为全球性的货币；人权和宇宙飞船的话语的使用深化了横跨星球的意识。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全球化的多个维度。总之，全球化的出现使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几十亿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硕大的“地球村”里，彼此之间的交流变得十分便捷，常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需面对面。从技术层面来讲，电信传媒以及通讯业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

　　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以传媒为例。在所有的行业中传媒与全球化的关系最为密切。从今天的文化市场情形来看，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正面临着两个机制的全球化冲击。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的日益逼近，以及随之而出现的文化全球化。在电影和电视领域，文化全球化则体现在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化市场以及国产影片创作和发行的疲软。不过近期我们也看到了国产影片的生机，现在国产的影视也输出到国际市场去了，《战狼2》等国产电影的票房收入就十分可观。

　　既然全球化与传媒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人们所密切 　　我们不妨设想，假如整个世界上的文化生产都呈现为同一种模式，在银幕和荧屏上出现的都是好莱坞的制作模式，那么这将是多么的可怕！显然，今天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化的威胁依旧存在，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态势，以及他们同影视业发展的关系。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向当代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多方面。所以研究传媒问题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其文化学维度的考察。既然影视传媒业也属于当代大众文化，那么考察影视传媒业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讲座主持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何成洲

　　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不排斥对精英文化的研究，而文化艺术则是精英艺术的结晶。文学和影视尽管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我们都知道，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丧钟为谁而鸣》、《战争与和平》改编成电影后，通过宽大的电影屏幕得以充分展现其广阔的战争场面。这些电影往往是先有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而为电影脚本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同样在当代，众多的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的故事情节也取自文学作品。因此研究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也是我们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我本人曾考察了美国的高等院校比较文学的博士论文主题，发现，上世纪70年代主要写现代主义的论题的比较多；80年代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多；90年代以来便开始出现超越文学的文化研究，甚至直接研究电影的论文。在今天，这方面的研究的就更多了，包括电影、电视和网络，还有性别研究、报刊新闻业的研究等都进入了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殿堂，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作家莫言之所以能获得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翻译起到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我本人而言，我第一次看莫言的作品不是通过它的文字，而是通过《红高粱》这部电影，我就是因为看了电影之后才对之感兴趣，然后才买了小说。所以《红高粱》这部电影促进了部小说的普及和推广，以及整个莫言小说被人发现和翻译进而最终走向世界。英文译者葛浩文也和我一样，先看了电影然后才接触到作品，最后将其译成英文。因此文学和大众传媒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状态，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和促进。同样，文学经典也并非一成不变，它所涵盖的范围始终在不断的变化，其内涵也不断受到质疑、重构并走向完善。经典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电影和电视的传播。有些文学作品为了能走向大众，也不得不借助于传媒的推广，比如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王朔并不是通过其文学作品，而是通过看了电影之后再去读他的作品。同样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成果，也会使一部久违了的文学名著重获新生。这里我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对小说的促进和推广。我们如果出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会比较了解这部文学作品，当时我们都背过保尔柯察金的一段经典语录。但是到了文革之后，描写苏联革命的这类红色经典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的成功上映，这部苏联名著再次进入到各大书店的书架上。当然这部电视剧的成功，还依赖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跨国资本的加入。台湾电影《卧虎藏龙》不但在国际上广受好评，也再一次助推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化的路径将越来越呈现出双向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是从西方到东方，同时东方文化也越来越多地扩展到西方。就文化本身而言，当代中国艺术处于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语境下，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文学的恢复和现代主义的渗入，80年代先锋派的挑战之后，早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被解体，原先被压抑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或亚文学的话语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日益萎缩的精英文学艺术的领地。众多的文学家很难在新世纪找到曾经的广阔文学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原则一度演变成为市场而写作。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绝不会消亡。

　　其实影视传媒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是来自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网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拓了一个无限扩大、广阔的赛博空间，网民无需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在网上发布自己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网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简言之，影视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第四媒体的挑战。在中国，我们的文学艺术和影视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市场化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学导致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后现代变体的产生。第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是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要为目的，文化生产的成败均以经济效益为衡量的标准，这样就造成了文化品味的低俗。影视艺术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随着近十年来电视艺术的飞速发展，电影的生产和发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不少电影院不得不改行经营其他业务。

为了挽救电影日益衰落的命运，一些电视台发明了电影电视，即利用电视技术和荧屏来展现一部完整的电影故事，但这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使得电视业受到互联网的冲击。未来的影视传媒将在文化中处于何种位置？它们的功能将体现在哪里，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我们曾经有过电影的黄金时代，因而所受到的挑战也不足为奇。确实，电影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但电影的诞生和繁荣，使之成为集阅读、观赏和获取审美快感为一体的一门综合艺术。电影将文学艺术带到了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和观众只需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时间就可以看完一本浓缩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并且能够获得感觉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所以我想，影视占有的空间，也挤压了文学所占有的空间，这本身对文学市场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部电影的成功也会对文学原著带来畅销。我们在上世纪50、60年代看到的电影《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作品的成功，使得作家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80、90年代，根据王朔、莫言、余华等人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比如《红高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也促进了原作者的走红。电视业在80年代的普及和推广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业产生过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满足仅在电视上观看这些电影，较多的人选择买票进入电影院观看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甚至一部分人在观影结束后会选择购买文学原著进一步仔细研读。曾经先后出现过的“围城热”、“三国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象牙塔，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中，实际上起到了原作者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文本和亚文本，同时也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文学和电影比较研究的范例。近年来也有些票房火爆且深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如《建党伟业》、《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和《战狼2》等。这些电影并没有现存的优秀文学文本，但仍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功。由此可见，中国的电影业始终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有政治的变化，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还有其他媒体的挤压作用。直到现在，在这个全球化媒体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无法代替的作用。

　　今天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一是商业大潮的冲击，它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编导，不惜为企业和商业而制作，因而丢弃了艺术家的良知。二是在大众传媒业曾经独领风骚的电视，也已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电影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普及的双重压迫下，电影能取得它的再度辉煌吗？我想，这应该是是我们研究人员重要的课题之一。有人曾经被今日网络时代的网络霸权做出这样的预测：“在网络时代，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体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进而这位学者在15年前这样预言：“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趋向，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全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沟通的代替。二是传统媒介在现实的消失，即现实生活中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虽然传统的报纸杂志并没有消失，但它们依然经受了巨大的冲击。

　　对传统媒体之命运的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多少带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从阅读者心理的角度来看，在网上阅读篇幅较短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令人难以接受。人们要么下载网上的这些资料阅读，要么干脆坐在沙发上阅读一些制作精美的杂志。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电影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和在网上观看电影也许更为便捷，并且稍不满意就可以无情地按下遥控器或者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可能更为直接。所以毫不奇怪，电影电视工作者开始 　　我们相信，网络是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生活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也是不同的。后现代社会使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着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着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都有所不同。他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某一方面的需要，而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面来说，网络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就其艺术等级而言，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是网络。毫无疑问，一些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是永远无法进入到艺术的殿堂的。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邵佳滢整理，王宁老师修订）

主编

周计武

文编　美编

张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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