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网络、计算机等新科技介入翻译，推动了翻译的发展，近日Google推出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堪称是翻译的一次革命。新科技给翻译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给我们摆出了不少的问题。访谈中，潘文国教授首先阐述了新技术既会又不会取代人工完成翻译的原因；之后论述了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翻译；最后，在新技术时代，我们如何重新认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新科技；计算机辅助翻译；翻译的定位与认知
引言
在革故鼎新、日新月异的今日，翻译这一古老的社会活动呈现出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鲜活一面。从古代着重于语言层面的经验主义翻译观到近代语言学翻译观，再到文化转向之后现当代的文化学翻译观，无不步步刷新着人类的认知。尤其是当前科学技术的革新，无疑又将翻译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的交际活动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诚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相继发展潜在地或显在地提供了各种渠道，加强了对翻译的认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主动向国际推介中国与主动向西方学习两者之间相互转换，前者成为当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时至中国大变局的今日，翻译界就出现了亟待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对于翻译实践者来说，新科技的发展是福还是祸？翻译理论研究者如何面对计算机网络技术对翻译的革新？中国本土译者是否能担起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和中国译论是否要守土有责？翻译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倡导是不是民族主义？为此，笔者（赵国月，简称“赵”）对潘文国教授（简称“潘”）进行了访谈。
赵：潘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我们的访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APP）等介入翻译并表现出来了出色的成效，国外有人认为“翻译已死”（TheEndofTranslation）。对新科技介入翻译，您认为未来新技术会不会取代人工完成翻译实践？
潘：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超前性，大概你开始想到的时候，新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就是Google翻译新推出了一个“神经机器翻译系统”（GNMT）。据说运用这个系统，翻译的错误率可以降低55-85%，我在国外的朋友尝试用了一下，效果确实不错。而且据说对汉译英特别有效。因此你提到的有人认为“翻译已死”的问题有了更现实的紧迫性。至于“未来新技术会不会取代人工完成翻译实践”，我认为既会又不会。
赵：谢谢潘老师的肯定！是的，最开始我们给您草拟采访提纲的时候，确实还没有出现Google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您说新技术“既会又不会”取代人工翻译，这怎么理解呢？
潘：“会”是相信科技的发展，“不会”是相信人类对创新和美的不断追求。第一，为什么说“会”？因为从某种角度看，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机器不断取代人工的历史。从发明使用石器工具起，人类就不断在用机器取代人工的劳动。只是进入现代以后，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电脑的出现、“大数据”时代，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可以说，机器取代人工是个不可逆的过程，总有一部分人工会被取代，有的甚至被完全取代。“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机器翻译软件的新发展，必定会打破一些人的饭碗。这应该是好事。然而第二，机器翻译又不可能完全取代人工，为什么？因为人与机器这对矛盾，人永远处在主导地位。一方面，机器的能力肯定超过人，不要说现代电脑几亿次的运算速度无人能望其项背，就是人类发明的最原始的工具（比如说一把斧子、一把锯子），也比人的能力强好几倍。但所有这些发明是人的意志的体现，在其背后还是人的能力。另一方面，电脑的强项在计算和存贮。所谓“自主学习”功能，本质上仍是即时的记忆和存贮。它缺少的是创造新联想的能力，而这正是人的强项。记得以前有人说过：“第一个把花比作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是蠢才。”去掉其中的贬义，其实计算机做的永远是第二、第三、直至第n个人做的事，而人除此之外，还能做第一个人做的事。
赵：潘老师您刚才说到，“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机器翻译软件的新发展，必定会打破一些人的饭碗。那到底是哪些人的饭碗会被打破？哪些人的饭碗不受影响呢？
潘：“神经机器翻译系统”的出现可以取代许多人做的翻译，但它本身还是人的发明，还是需要人的使用和管理。发明者也说了，“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只是降低了错误律，并不能消灭错误，机器翻译的后期处理还需要人工，而且是比较高级的人工。此外，“神经机器翻译系统”更适用于汉译英，而用于英译汉错误率仍然较高。为什么？因为英语的形式性比汉语要强，汉语的情景依赖性强，每个字的意义只有放到句子甚至整篇文章里才能定，这种依赖语境甚至超越语境的联想能力是计算机不具备的。至于把古代文言文译成英语或其他外语，我想机器更做不了。因此，计算机有可能敲掉的只是低层次翻译的饭碗，高层次的翻译是永远需要的。甚至低层次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还需要，因为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与国际交往的发展，今后所需要的翻译量成百、成千、成万倍地在增长，机器翻译应时而生，可以处理掉大量重复性、机械性的事务，但是还留下海量的工作要人去完成。翻译不会end，翻译的人更不会end。
赵：通过您的分析，我们知道，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来看，即便是机器翻译发展如何，高层次的翻译必定一直存在，低层次的翻译也回阶段性地存在下去。年春，由《中国翻译》和《东方翻译》杂志发起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的“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在广外举行。许钧、王宁、仲伟合、谢天振、廖七一等著名学者各自阐述了自己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新认识和新看法，与会者们就翻译的重新定义进行了深度、全方位的思考和讨论。在您看来，机器翻译大行其道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翻译？
潘：以上我们是从实际的角度说明机器翻译不可能完全代替人工，我们还可以从理论上去看这个问题。机器翻译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其理论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其理论依据实质上就是乔姆斯基基于普世语法观的转换生成语法，认为全世界语言存在着相同的深层结构以及不同的表层结构，而各语言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间有一定的转换规律。只要找到各语言从表层到深层的转换规律，在深层结构的基础上，就可以实现所有语言间的自动翻译。这一认识后来从理论到实践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第二阶段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理论，走了一条非常现实的道路，采用了统计法和比对法。它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的超强贮存和计算能力，利用实际翻译语料，建立海量的翻译文本数据库，而后所谓的做机器翻译，就是设计一定的参数，让计算机在数据库里面寻找最佳的匹配。而翻译软件的发展则沿着两条途径，一是数据库越做越大，二是统计级别的提高。第一条使选择的可能越来越大，精度也随之而提高；第二条则从词级到短语级，实际上为翻译匹配提供了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从而使译文合适度更高。最近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号称具有革命性，是把级别从短语级提高到了句级，这就是创造了更大的语境，翻译的精度当然也更高了。这个很容易理解。比如公示语的翻译，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看到那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翻译笑话？因为它的翻译依赖的是基于字词级的翻译软件。这才会出现把“贵阳”译成expensivesun、把“小心地滑”译成slidecarefully那样的笑话。如果翻译软件提高到句级，这种错误就不会有了。机器翻译在相对封闭特别是重复性较高的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如旅游问讯、交通信息、公示语等，因此“带一个手机暴走全世界”是可能实现的。对于一些形式性较强的文本领域如自然科学、医学、法学、新闻翻译等也有应用前景。总的来说，一些不需要太多联想的实用性翻译，以及一些只要内容而不需要太讲究文字的文本翻译将来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但创造性的文学翻译，甚至包括追求创意的广告翻译等还是离不开人的努力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哪个阶段的机器翻译，其理论的前提即翻译观是一样的，这种翻译观认为，一、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二、翻译只是跨语言的交际；三、翻译可以实现“对等”，不管是形式对等、功能对等，还是功效对等。但是，新的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告诉我们：一、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语言还是一种世界观；二、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转换，还是文化、文明乃至价值观的对话；三、翻译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等。这些新认识为机器翻译的应用设定了界线，也为翻译的永久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作为翻译者，既要看到机器翻译带来的挑战，又大可不必惊慌，而应该更努力地充实和提高自己，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赵：科技的发展让翻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变得扑朔迷离，对翻译的认知也经历了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几个阶段，“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变得更加多元。您也曾经讨论过造成当前“看翻译不是翻译”的三种原因，探讨如何“看翻译还是翻译”。请您再进一步阐述下这个问题的看法，以便我们读者加深认识。
潘：我那篇文章引用的是禅师的语录，文章内容也有点谈禅的味道。实质上是对这几十年的翻译研究有感而发。我想那场论坛发起的宗旨大约也是如此，在翻译研究已经发展到当前水平的情况下对翻译本身进行反思。我提出“看翻译是翻译—看翻译不是翻译—看翻译还是翻译”的三段论，是希望经过“看翻译不是翻译”的各种洗礼之后，重新回归翻译的本源：谈翻译毕竟首先要做翻译。如果翻译本身没有了，谈这样那样的翻译理论又有何用？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现象：真正在做翻译的人是很少北京专业治疗白癜风医院是哪家北京看白癜风哪间医院最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