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有

长

短

吟

永

怀

此

风

致

最后的压岁钱

汪亚萍/wangyaping

夜深时，爷爷进里屋一趟，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萍萍，给你压岁钱。”一阵犹豫，过了除夕，我就二十二岁了，而爷爷，七十四岁。

每年除夕夜，是乡下最热闹的时候，而今年，我家有些不同了。

天色暗下来之前，我们贴上绿色对联，爆竹声之后，香几上相框里的奶奶微笑，香火零碎地滴下香灰。我们很少言语，关上门窗，听外面的人家爬上几层楼的天台上燃放烟花，还有屋外别人家的小孩点爆竹。这些嬉闹的声音，盖住了电视机里的歌舞升平，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少了奶奶。

夜深时，爷爷进里屋一趟，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萍萍，给你压岁钱。”一阵犹豫，过了除夕，我就二十二岁了，而爷爷，七十四岁。爷爷看着我，他的牙似乎是笑没了几颗。

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关于压岁钱的记忆呢？最小懵懂无知那会儿，只知道钱是个宝贝，越多越好。那时只迷糊地感觉一年当中有那么重要的一天，家里别样热闹，外出打工的大人们都回家了。我只负责嘴巴甜甜地凑过去，喊几声“爸爸”“妈妈”“叔叔”、“姑姑”“婶婶”……因我是家里的长孙女，弟弟们还没出生，总被亲人们给予更多宠爱。南方的初春依然冷些，除夕夜大家围在炭盆边上烤火，一边往盆里添炭，一边看春晚，被大兵的小品逗笑。看得正欢，奶奶在厨房又备好了夜宵，喊我们过去吃，一群人懊恼，“待会待会。”我在这时更表现得殷勤些，提了小篓子去小仓库取炭，端回来时不时夹在炭盆里，红火源源不断，时间一点点滑向午夜。大人们这时开始掏出他们的红包了，雪片似的红包飞向我：“萍萍，你的压岁钱，又长一岁啦，压岁压岁，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哦！记得好好读书。”我却像个财主了，把红包耐心地打开，数数，封回去，隔一会又打开数数。那时的压岁钱不多，和城里的孩子更没法比，有五元，十元，二十元，有时候惊喜会有五十元。

这些钱，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财产了。贪嘴的孩子太多啦，往往会有一些把持不住的小孩约起来，时不时地挤进村边的小卖部里，数给店老板一笔“巨款”，把零食塞满口袋偷运进家，乐此不疲地。家长们并不愿意看这些小孩吃垃圾食品，像辣条这种东西，又脏又不健康。直到某一天，他们发现家里莫名多了些老鼠，赶都赶不走，角落里，门窗上，床上，老鼠奔跑，嚣张的很。他们在床底清出了沾满香味的包装袋，一些零食碎末趁机滚出来，上面可以看见老鼠的咬痕。熊孩子们的压岁钱就是这么上交的。

每年，压岁钱在我的口袋里饱饱地睡一夜，除夕一过，就被锁进奶奶的柜子里。奶奶敲敲我的头：“我给你保管，交新学期学费。”

有一年，我收到的压岁钱很少。那年除夕夜，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一起看电视。早几天我们就从电话里得知，爸妈和姑姑他们不会回来。这也是常态，他们工作的地方太远了，若是有一年没挣上钱，就连一年一次的团圆，也没路费回来，也不好意思。对小孩来说，过年是凑热闹，等大人从外地带回新衣服，各家小孩约起来攀比一番，谁的压岁钱多，谁的新衣服好看。我们只纳闷，为什么又没回来？

我靠着炉火，电视看得无趣，眼皮都软了，欲睡。奶奶这时郑重地塞给我一个红包，二十元。奶奶说，压岁钱不多，就让我自己攒起来。

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有存钱的习惯。平日里偶尔，他们也会给我一元五毛的零花，我都放在一个存钱罐里。后来铅笔练习本什么的用完了，也没让爷爷奶奶上集市买。

爷爷奶奶在乡下，并没有什么收入。他们给我们的压岁钱，都是自己辛苦务农卖粮卖菜换来的。父母在外打工收入不高，爷爷奶奶就尽量贴补家用，多种几亩田。每年的某个季节，稻田收割之后，就有人来收购稻谷了，运到城里去。

城里人不需要种稻子。

城里的爷爷奶奶们，忙着养老。

然而仅种田也不够，有时父母一年到头都不能寄回来生活费，奶奶格外操心些。她的腿患风湿，总在房间里擦活络油，偶尔喊我给她按摩。有时她说，腿上打过针，那种长长的针，直接扎到膝盖里去。我吓得不敢想，定是很痛的，我最怕打针。

农闲时期，天气好些，她喊上几个年轻些的邻居奶奶们，徒步去别处的村镇收购鸡毛。去过别的镇，别的县，有的时候，一个星期都没回来。那些鸡毛低价买来堆在房间里，一股怪怪的味道。奶奶们抽空聚在我家大厅，把鸡毛从蛇皮大袋里倒出来。她们一边闲聊，一边整理长短不一种类不一的鸡毛。赶集时，一起把鸡毛卖给镇上的贩子，讨价还价。贩子总想着划算些买下，奶奶们呢，也有提价的理由，“鸡毛很整齐，和你那些不一样。”而很多时候，我看着奶奶们把短鸡毛掺入长鸡毛中间，这样贩子不会发现，卖的也是长鸡毛的价。

我不喜欢那些鸡毛，它们占据奶奶的大部分空闲。七岁放学回家，不见奶奶，我以为她在山上种花生，就一个人去找她。我找遍了山上我家那块地，也没见奶奶。暴雨却来了，雷鸣电闪，天色昏暗。我在雨里一边抹雨一边抹眼泪，山道上遇见别人家打伞的奶奶。她看我浑身浇透实在可怜，把我送回家。

年龄渐长，奶奶愈发大方，给我们的压岁钱越来越多了。某一年开始，她给我还有弟弟妹妹们这些小孩一人一百。这是爸妈还有姑姑们给她的生活费，她又分给我们了。我看一群花钱买爆竹的弟弟们蹦来跳去，不禁为奶奶可惜，奶奶却舒心，又去忙她的事去了。等除夕夜一过，我们都长一岁了。爷爷奶奶也说：“又一年啦，时间真快。”

爷爷总打趣我们：“也不知我俩能不能等你们长大，等你们都有出息了，带糖给我们吃。”

其实这“糖”，只是个模糊的指向。每年父母过年回来，都会带很多东西，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每人一套新衣服，从很远的城市里背回来。糖是每年都有的，那种包装上有英文字母的糖，哪里是乡下小镇上能够买到的呢?爷爷奶奶在我们这群孩子疯抢一阵后，捡几粒剩下的软糖尝尝鲜。我把抢的Alpenliebe(阿尔卑斯)给他们，他们摆手。人老了，牙咬不动了。

我急了：“我有出息了，何止是给你们带糖，还有各种好吃的，随你们挑。或者，你们提前和我说，你们要吃什么，我都给你们带回来。”他们只笑笑，嘴里的软糖还没嚼完。

今年，奶奶确实不在了。

我还没能像爸妈那样带糖回来。

爷爷给我的压岁红包，厚厚一叠，一千啊，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大的红包。因为奶奶，他今年老了很多。

他好像要把以后的压岁钱全都塞给我，而我深知爷爷这笔压岁钱的来历。今年我家卖了两头牛。

家里养牛，有一段很久的历史。养牛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每日清早，爷爷把牛赶出牛栏，牛在昏昏欲睡中被栓上绳子，走到喂食处就醒了。它和小牛一起抢完食物，就可以和爷爷一起出发去山上食草了。

很多年来，时间似乎是凝固了一般，它凝固了初春或盛夏的田野，凝固了薄薄的晨雾，凝固了寂静的山道，被定格在赣南泛着柔和波浪的丘陵当中。爷爷和他的大牛小牛，从此端以不紧不慢的步子往前迈着，晨光里，他们到达某一处山坳里，小牛不安分地奔跑在水草丰美的野地间。爷爷把大牛栓好了，迈着细步子返家，薄雾还未散去，太阳稍热了些，爷爷的背影融入霞光里，大牛和小牛在背后凝视着。大牛和小牛都知道，傍晚时分，爷爷会踏着朦胧的晚霞来接它们，也就安心地食草。小牛总不安分些，它趁着性子跑遍满山坡，爷爷来赶它们回家时，不见了小牛，便扯长了嗓子喊：“哞—哞—哞！”小牛打山坡上冲下来，撞翻了枯枝，踩飞了落叶，踏扁了野菊花，它追上大牛和爷爷，翘起尾巴得意地蹦。

这个冬日，山上的芦花白了，稀疏地挂在苇杆上，爷爷的头发也白了。

奶奶不在，爷爷已经牵不动牛了，几次在山道上摔跤，回来时并不说，妈妈发现他膝盖裤腿上的泥巴。于是家里人劝他卖牛。爷爷割爱把他的老朋友卖了，只能看电视和去茶馆消遣。有时从茶馆回来的早了，日子像放空了不少，爷爷不知道做什么，又走去老屋子院里劈柴。

他卖牛的钱，一千给了我压岁。我不忍，想还给他：“我即将工作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不用压岁。”城里随便吃个什么，就相当于爷爷在家一个月的喝茶钱，这钱拿着我用不下去。爷爷又笑没了牙—你呀，永远是个小孩子。

我对爷爷说：“这是我最后的压岁钱，你等着明年我给你压岁。”

电视里，春晚节目不觉已到尾声了。几个主持人一如往年，和底下的观众大喊新年倒计时——5！4！3！2!1!0!

窗外午夜的烟花把窗玻璃震得颤抖。爷爷卷起他的纸烟，嘴里喷一口薄雾，把他的空牙龈和白发给遮住了。

他看我，烟令他很满意：“又一岁了啊！”

—END—

汪亚萍：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陕西师大研究生在读。十二岁开始长篇小说创作，有作品散见于《作品》《星火》《中国诗歌》《诗潮》《飞天》《骏马》等刊。出版长篇玄幻小说《纯美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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