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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小说中的桂西北民族文化研究
作者：覃岑往
摘要：鬼子是当代著名的仫佬族作家，但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不同的是，鬼子有意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少有学者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对鬼子小说进行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记忆会对这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对仫佬族文化的表现也贯穿于鬼子作品的很多地方。其中尤以万物有灵观，鬼神信仰与原始宗教，民族苦难记忆与悲悯情怀最为典型。以鬼子为首的“桂西北作家群”自觉书写桂西北民族文化，这对于实现桂西北文学逆袭，传承和保护桂西北民族文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鬼子；仫佬族文化；桂西北民族文化
绪论
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文学的文化版图上，广西一直被认为是“被文学遗忘的土地”。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一局面才真正得以改变。以“广西文坛三剑客”——鬼子、东西和李冯——为代表的“文学新桂军”势力不仅成功冲出广西，进入到主流文坛的视野，更是成功跻身到了中国文学的荣誉殿堂。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和鬼子《被雨淋湿的河》相继荣获首届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李冯也为张艺谋导演编写《十面埋伏》、《英雄》的电影剧本，如此，广西文学真正实现了“边缘的崛起”，文学新桂军集体冲锋的态势已然形成。
在当代文学“新桂军”中，鬼子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其中最负盛名的广西作家。在鬼子众多的文化身份里，仫佬族作家往往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那一个，这显然也和鬼子并不刻意强调自己仫佬族作家的身份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作家的民族身份和民族记忆对于一个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对仫佬族文化的表现也贯穿于鬼子作品的很多地方。
目前有关研究极少对鬼子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特别是仫佬族文化做细致而系统的考察，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
（1）分析鬼子小说的艺术特征，从叙事结构、象征手法、语言陌生化等方面探讨鬼子小说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如杨经建、鲁坚的《把故事还给读者，把叙述留给自己——论鬼子小说的叙事性特质》（《民族文学研究》年第1期）、中央民族大学阳玉平的硕士学位论文《鬼子小说三论》、蓝利萍的《鬼子小说魅力探秘——文学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三峡论坛》年第6期）等的研究和分析。
（2）对小说主题进行解读，分析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苦难的宿命。以洪治纲的《宿命的体恤——鬼子小说论》（《南方文坛》年第3期）、李琨、陈胜华的《论鬼子的底层写作》（《广西社会科学》年第4期）、西南大学刘冰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鬼子小说的欲望书写》等为代表成果。
（3）将鬼子与其他广西作家，特别是同获鲁迅文学奖的河池作家东西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出地域审美和文化特质。如王敦的《“南方”与“瓦城”的现代和后现代叙述——东西、鬼子小说的地域审美文化探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年第5期），李建平，吴艳，顾正彤等《关于东西、鬼子小说创作的学术讨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年第2期）等的研究和分析。
（4）探讨鬼子的民族记忆写作和身份认同，表现书写民族文化的自觉。以黄晓娟的《民族身份与作家身份的建构与交融——以作家鬼子为例》（《民族文学研究》年第3期）、谭为宜的《论鬼子文学创作中的民族身份写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年第3期）、唐群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广西仫佬族作家鬼子为例》（《哈尔滨学院学报》年第3期）等为代表成果。
以上研究从艺术特征、小说主题、地域审美及文化特质、民族身份等方面对鬼子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不足，如：1、从时代背景和社会城乡二元对立等方面分析社会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忽视了文化对于性格的影响，人物性格也有可能造成人物的悲剧命运。2、笼统分析鬼子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没有从文本出发，以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等。
因此本论文将从万物有灵观、鬼神信仰与原始宗教、民族苦难记忆与悲悯情怀等角度探讨和研究鬼子小说中的民族文化。多维度的角度分析将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思想情感。而在当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仫佬族文化由于自身的文化体量较少，他们的传统文化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正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危险。因此研究和鬼子笔下的民族文化书写，对于仫佬族的文化保护也极为重要。
一、鬼子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
（一）民族身份
鬼子，原名廖润柏，是全国闻名的仫佬族作家。鬼子出身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鬼子去鲁迅文学院进修之前，他的活动轨迹一直局限于广西的罗城。地域文化因素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必定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鬼子在罗城出身和成长，其作品自然而然地带有罗城当地的一些地域特质。
尽管罗城是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但是仫佬族人口也并不占罗城人口的绝大多数，当地除了生活有仫佬族外，还生活着壮、汉、水、苗、瑶、侗、毛南等世居民族，而罗城所在的桂西北地区也是广西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因此，我们在对鬼子小说的进行研究时，决不能忽视了桂西北当地多民族聚居和文化交融的既定事实，抛开桂西北当地多民族的文化特征去单独分析和研究仫佬族文化。所以在对鬼子小说中仫佬族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同时，也应当试图探讨桂西北当地多民族文化对于鬼子小说创作的影响。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鬼子并不以一个仫佬族作家自居，很多时候甚至有意淡化自己的仫佬族作家身份。鬼子认为：“我那民族的自身并没有给我以创作的影响，原因可能是我们那民族演变到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已经和汉人没有了太多可以区别的东西了。除了语言，我真的找不到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来。”①从鬼子的观点里，我们不难看出汉民族文化对于鬼子的深刻影响。
①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年版，第17页。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仫佬族还是桂西北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处于边缘化的少数民族，长期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通用汉字来记录本民族的文化，这就使得桂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长期处在文化冲突和并存的两难困境中，渐渐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产生了困惑。一方面，本民族文化与理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我的文化记忆中，并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影响着自身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会产生一种对于自身文化的背离和对更强大的文化逐渐趋同的倾向。
对于汉语的书写和表达，鬼子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渴望，他在《艰难的行走》一书中提及“这世界是属于汉语的世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②鬼子渴望通过主流文化书写的方式，进入到主流的文化视域里，因此他以底层叙述，这一现实主义小说最常见的叙述形式进入到大众的审美视野之中。而对进入主流文化视域的渴望，几乎是整个广西文坛共同的追求，一直以来广西文坛都被看做是中国文坛的边缘地带，广西文坛一直渴望“边缘的崛起”，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鬼子的创作倾向和追求。
②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年版，第13页。
但另一方面，鬼子在桂西北民族文化抚育下成长，他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心理也受到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正如鬼子在《艰难的行走》一书中坦言，对其后来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来自于小时候深深烙在脑海深处的一些有关生命的思考。③在鬼子小时候生活的老宅，有一堵高高的围墙，鬼子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会骑到围墙上，看着山脚下的坟场发呆。在那里，他经常听到人的最伤心的哭泣，听到来自地域的鬼的嚎叫。就连夜里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也能听到坟场里狐狸的喧嚣。那些狐狸都具有灵性，它们经常穿戴着小人的衣服，或者头顶破烂的草帽，碰见走夜路的行人，还将两只前腿收立起来，优雅地在前边给你带路，让你分不清是人是鬼。④“在那一幕幕场景的深处，我痛切地看到了变化无常的人生，感受到了生的恐惧和死的哀怜。”⑤鬼子在坟场边亲眼目睹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百态，在鬼神文化和自然宗教的熏陶下成长，仫佬族的文化记忆早已深深镌刻在了鬼子的文化基因里。
③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年版，第17页。
④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年版，第18页。
⑤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年版，第18页。
（二）文化身份
1．“文学新桂军”的重要代表人物
鬼子是新生代广西文坛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是“文学新桂军”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继东西之后，第二位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广西籍作家。
年，南方文坛联合中国作协创研部、广西作协等单位在南宁召开“东西、鬼子、李冯创作研讨会”，与会专家把三者称为“广西（文坛）三剑客”，从此“广西三剑客”的名号不胫而走，得到了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同。
虽然说广西文坛实现“边缘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过了不同年代多位广西作家的持续奋斗和努力。但不能否认的是，“广西三剑客”的文学创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西、鬼子相继荣获鲁迅文学奖正是广西文坛实现边缘崛起，进入主流文化视域的标志。
鬼子是一个创作力相当旺盛的作家，自年在《青春》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妈妈和他的衣袖》以来，鬼子相继创作了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电影小说《幸福时光》以及《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大年夜》、《叙述创说》、《农村弟弟》、《疯女孩》等多篇中篇小说。鬼子以中篇小说创作见长，其中篇小说具有相当高的创作水准和艺术价值，一直以来都是学者研究广西文学的热点。鬼子对于广西文坛而言，无疑具有典范和标杆意义，是当代广西文坛小说创作的一座高峰。
2．桂西北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罗城所在的桂西北山区，是大家公认的作家倍出的地区。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培养出作家们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作家渴望通过表达来改变当地的穷困命运。作家们又普遍受到当地五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的熏陶，培育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在河池山区，诞生了一大批优秀少数民族作家，如壮族作家凡一平、黄佩华，瑶族作家蓝怀昌、红日，毛南族作家莫景春，仫佬族作家潘琦、鬼子等。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和风格书写着桂西北当地五光十色的自然风光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无论鬼子承认与否，桂西北的民族文化都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融入到了鬼子小说的创作之中，而我们也可以轻易地从鬼子的小说里，找到民族文化书写的证据，这其中就以万物有灵观念、鬼神信仰与原始宗教、民族苦难记忆与悲悯情怀、桂西北通用民族语言为典型。其中万物有灵观、鬼神信仰与原始宗教、桂西北通用民族语言等，大多为桂西北少数民族所普遍共有，这是桂西北少数民族地缘相近，族缘相同，情感相趋，各民族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融合的结果。而鬼子小说里的民族苦难记忆与悲悯情怀确实为仫佬族所特有，这与仫佬族先祖们长时间的流亡记忆密不可分。
二、鬼子小说中的民族文化
（一）“万物有灵”的自然哲学
“万物有灵观”又称“泛灵论”，是一种认为天地万物──动物、植物、环境、天气等──都是有灵魂、能够思考和获取经验的主体，并且能够操纵或影响其他自然现象乃至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念主要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基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贫乏和没有力量同自然博斗。因此，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灾害的来源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无抵抗能力，便把它看成是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⑥
⑥刘文英：《哲学百科小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鬼子所处的罗城位于桂西北的大石山区，当地世居民族长期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存，因为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和相对有限的科学认知，普遍慑服于自然，生成自然宗教与万物有灵的观念和意识。这种万物有灵观影响之深，至今在桂西北少数民族中仍有突出遗存。万物有灵观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亲近自然，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念，这二者在鬼子的小说里均有体现。
1．崇拜和敬畏自然
鬼子在《大年夜》里这样描写莫高粱的灵魂因愤怒而卷起的狂风：“莫高粱又一次愤怒了！他猛地一声长啸，把满街的风，扶摇而上，最后停在了瓦镇的上空。满街的垃圾也早早地跟随着，在天空中盘旋着，飞舞着，把整个瓦镇都盖黑了。”而在莫高粱彻底愤怒之前，他死去的灵魂曾渴望与人世间的人们对话，他对他们撕心裂肺地大吼，请求他们帮忙给被他关在小黑屋里的老阿婆开门，可是却没有人可以听到他的吼叫，于是他愤怒了，他看到他愤怒的话语变成了一股从地上飘起的旋风，那股旋风代替了他的吼叫，在整个瓦镇上飘荡，撞击着一扇又一扇房门。⑦
⑦鬼子：《鬼子小说》，中国社会出版社年版，第39页至第40页。
《大年夜》里把自然界的气象看做是莫高粱鬼魂操控的结果，是莫高粱死去的灵魂的愤怒在人世间的物化表现。瓦镇的人们在莫高粱鬼魂卷起的狂风，这一超自然现象面前，感到了莫名的恐惧，于是他们纷纷通过杀鸡头在门槛上洒鸡血这一宗教仪式来辟邪消灾。莫高粱的鬼魂看到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再一次的愤怒了，这一次随着他的一声怒吼，把那股巨大的旋风高高地托起，然后将那些旋风中的垃圾，四散摔下，吓得瓦镇的居民抱头往家里乱窜。很显然，小说里瓦镇居民对自然感到的崇拜和敬畏，是桂西北居民万物有灵观的生动体现。
2．亲近和热爱自然
在鬼子《疯女孩》的结尾段落里描写黄小麦在河水中游泳，“我看见阳光亮闪闪地照在她的身上，那真是美极了，美得异常的纯净，美得异常的动人，仿佛天下最美的风光全都凝结在了她的身上，凝结在了眼前的那条小河里。”⑧阳光照耀在黄小麦赤裸的身体上，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纯净的美。鬼子这样的结尾处理绝对是有意为之，在仫佬族等桂西北少数民族看来，万物有灵观的本质是希望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平衡的生存状态。人从自然中来，而最终也要回到自然中去，桂西北的少数民族们相信人可以在自然中得到疗伤、救赎和净化。
⑧鬼子：《鬼子小说》，中国社会出版社年版，第99页。
在对仫佬族民俗进行研究时，发现仫佬族有其特有的新年挑新水的民俗，在每年正月初一，仫佬族的人们会去河边祭拜水神，再把从河边挑到的新水分给家人喝以求来年身体健康。挑新水的习俗反映了仫佬族人民的勤劳和质朴，反映了仫佬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⑨
⑨罗日泽：《仫佬族风情》，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3页。
在此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挑新水的民俗在一定程度上给了鬼子在《疯女孩》结尾段的创作灵感，安排“我”和黄小麦共同在河里游泳，让彼此疲惫的心灵在水中得到安抚和净化。
另外阅读鬼子的小说，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鬼子笔下的人物大多以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和自然现象命名，如《疯女孩》里的黄小麦，《叙述传说》中的黄石，《学生作文》中的刘水，《伤心黑羊》中的姐弟葛叶、葛根，《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寒露，《被雨淋湿的河》里的兄妹陈晓雷、陈晓雨等。这样的一种命名方式绝非偶然，鬼子在不自觉中反映出了仫佬族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自然审美心理，某种程度上鬼子是想赋予这些人物以自然事物相对应的人格以及意志品质。举例来说，“疯女孩”黄小麦适应能力强，在自己的天地里野蛮生长，她的行为和价值理念怪异但却常常引人深思，其本人颇具人格魅力；葛叶、葛根，一根一叶，他们之间互相依存，根的朴实和叶的脆弱，正是姐弟二人性格和命运的象征；寒露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卑微渺小，没有人关心她的身世和命运；晓雷雷厉风行，说话做事不顾后果；晓雨温柔美丽，却身世浮沉，风吹寥落。
（二）鬼神信仰与原始宗教
长时间以来，桂西北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让人们在自然面前感到人的力量的渺小，从而产生了一种对不可预料的超能力的自然现象的向往，由此认为“万物有灵”，认为世间万物有其对应掌管的神灵。而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其祖先的灵魂会一直牵挂着他的后代。这样一种以“万物有灵”和“鬼魂信仰”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在桂西北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桂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始宗教受到了儒释道三教的不同影响，特别是佛教中的“宿命论”和“生死轮回观”与桂西北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鬼魂信仰”不谋而和，互为补充，因而在桂西北少数民族中影响极大。
在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中，鬼神信仰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李四的老伴给“死”去的李四叫魂；村民看到李四，还以为是李四的鬼魂回来了；李四的子女因为觉得他们对父亲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而感到心怀愧疚，李四偷偷潜回他们家捣乱，误认成李四的鬼魂在显灵；李四真正死去后，“我”梦到他托梦给我，让我替他报仇……
在《大年夜》里，死去的莫高粱因愤怒卷起呼啸的狂风，镇上的居民看到这无故刮起的妖风纷纷在院子里砍鸡头洒鸡血，希望通过宗教仪式来辟邪消灾。在吃年夜饭前家家户户都会祭祖招魂。在莫高粱死后，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肉体，继续在人间里游荡。被莫高粱关在小黑屋的老阿婆临死之时，莫高粱透过肉体看到了老阿婆的内脏。在老阿婆死后，她的灵魂与莫高粱的灵魂进行交谈。后来莫高粱在阴间的集市上主动帮助老阿婆，向阴间的鬼魂吆喝贩卖扫帚，莫高粱是想以此方式给自己赎罪。
在《叙述传说》里，药伯老人和药妹显然是狐狸化为的“狐仙”。药伯老人神通广大，可以施法让黄石的仍在娘胎的儿子变得畸形，让黄石的妻子因发疯而死掉，让黄石的精血变成猩红的菌菇。而故事叙述者之一的“我”，之所以如此
